小蒋只是“2013·7·03”全国特大网络贩婴团伙中的一员。

    2月19日22时，一场席卷全国的专案集中抓捕解救行动在全国27个省区市公安机关同步开展，警方一举摧毁4个特大网络贩婴团伙，抓获犯罪嫌疑人1094名，解救被拐卖婴儿382名。

    《法制日报》记者今天从浙江省公安厅获悉，浙江对公安部下发的447条涉案网络线索展开周密调查，目前已成功解救被拐儿童数十名，部分已送民政福利部门救助安置。

    未婚妈妈两次送养亲生女儿

    嘉善县公安局办案民警告诉《法制日报》记者，2014年2月20日9时，民警在嘉善县一网吧里发现了小蒋。经审讯得知，小蒋出生于1990年，是嘉善县一户农村家庭收养的女儿。

    小蒋和小姚因为一次聚会认识，两人谈起了恋爱。小姚比她大一岁，曾因为伙同他人砸车窗玻璃而被判刑一年。两人交往后有结婚的打算，但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。

    2011年，小蒋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住到男方家里，但却被赶了出来，回到自己家，父母也因女儿“未婚先孕”觉得没面子，而把她轰出去。无奈之下，她在外租了房子，眼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她上网求助，发现一个号称“圆梦收养送养之家”的网站，通过QQ，小蒋与河南一对夫妻取得了联系，并独自去了河南。

    2012年5月20日，小蒋在河南省新乡市一家医院生下一女婴，这对河南夫妻花3000元给她租了一辆出租车，直接从河南送回嘉善，又给了她7000元，当作是营养费。

    “你怎么人瘦了，肚子瘪了，小孩去哪啦？”见到小蒋，小姚惊讶地问。知道原委后，小姚也无可奈何，两人又相约去浙江省义乌市打工。2012年年底，小蒋发现自己又怀孕了，这次两人本打算自己养，但因为生活拮据，便合计着再次把孩子送掉，于是又上网站，通过QQ联系收养方。

    这次收养方是江苏省徐州市一对30多岁的夫妻。两人自称是大学生，做批发毛巾生意，有车有房，一直没有孩子，还为此做过试管婴儿。女方为了获得小蒋的信任，还将身上的伤疤给她看，并承诺给她2万元钱，住院生产费用全包，今后可以以亲戚的形式来往。

    记者了解到，2013年6月29日，小蒋以这对徐州夫妻女方的名字开了出生医学证明，在山东一家医院产下了一女婴。事后，这对夫妻把2万元打到她的银行卡上，并给了小姚一个1000元的红包。

    据了解，像小蒋这样通过网站、QQ发布预产信息，将亲生子女送养的一般都是迫于经济压力，但也有不少是拐来的孩子。

    网站叫卖出生证形成产业链

    孩子要落户，必须提供“婴儿出生医学证明”。如果生母又不是本人，就要找人制作假证，由此催生了一条产业链——贩卖假的婴儿出生医学证明，一张出生证明可卖到4000元至1万元不等。

    陈芬（化名）是浙江省丽水市人，今年32岁，住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。从2012年10月开始，她和前男友郭亮（化名）一起从事网上出售假的婴儿出生医学证明，后来两人关系恶化，郭亮因买卖公文证件印章，于2013年6月被法院判刑。

    和郭亮分手后，陈芬就自己单干，注册了一个QQ名叫“白衣天使”，通过类似“圆梦收养送养之家”这样的网站，在网上发布自己的QQ号，联络招揽生意。

    陈芬的业务量很大，还做“批发”。2012年10月至12月期间，她卖给山东一个嫌疑人20张空白医学证明，获利1.8万元；2013年上半年，她又卖给一个河南的嫌疑人60多张假的出生证，获利10万元，对方买去之后再找下家卖。

    去年下半年，陈芬又通过网站叫卖，将20多张假的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卖给多个嫌疑人，获利8万元。她通过多种渠道，弄来空白的出生证，有真有假，然后根据对方提供的信息，在出生证上填好内容，再私刻医院印章，制作后邮寄给对方。

    据办案民警介绍，她总计在网上出售假的出生证100多张，获利20万元左右，与她有业务往来的人涉及浙江、天津、四川、吉林、河北等13个省，使用假章14枚，涉及外省14家妇幼保健院。

    宁波市公安局已对此成立专案组，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之中。陈芬涉嫌伪造、变造、买卖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，因处于哺乳期阶段，已被取保候审。

    民警告诉记者，网络拐卖儿童犯罪由人贩子、网站管理员、买卖中介等犯罪链条组成，他们通过设立网站、即时通讯群组、网店等方式搭建非法交易平台，分工明确，一条龙服务，交易迅速，隐蔽性强。

    经济诱因催生拐卖儿童犯罪

    近年来，网络拐卖儿童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，拐卖儿童犯罪呈现网络化，犯罪的技术性、隐秘性、智能性更加突出，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。

    与此同时，采取哄骗、偷盗、强抢等传统型的拐卖儿童犯罪发案数量明显下降。记者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，2013年，浙江法院共审结拐骗儿童罪案件8件8人，拐卖妇女、儿童罪案件12件21人。

    在采访中，记者发现，无论是传统类型犯罪还是网络贩婴，大多是外来流动人口作案，经济诱因是导致犯罪的主导因素，或存在经济困难，或想借此牟利。

    前不久，宁波市宁海县人民法院就判处了一起拐卖儿童犯罪案件。

    去年正月，在宁海县的贵州夫妇田某、申某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儿子。两人异乡打拼，经济并不宽裕，加上已经有两个儿子，两人担心再多一个实在养不起，思来想去，两人决定把刚出生的儿子卖掉，对家里人就谎称孩子生下来就死了。

    田某找来老乡何某，让他帮忙找想要孩子的人家，何某答应帮忙，还问他“心理价位”多少。田某表示不知道“行情”，何某说，起码要2万元。几天后，何某就找好买主上门。之后，买主当场支付2万元现金，还给了何某和田某一人一包利群香烟。

    法院最终判决田某、申某有期徒刑2年，缓刑3年，罚金1000元，违法所得2万元予以追缴，判处何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，缓刑2年，罚金1000元。

    记者发现，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拐卖儿童案，离案发相隔十多年。

    事情发生在1995年12月25日晚，住在余姚泗门镇出租房内的杨某和妻子王某正在睡梦中时，突然“嘭”的一声，家中的门被人一脚踢开，两个高大的男子手上拿着菜刀和木棍对着他们，屋外又闯进一名男子，瞬间将躺在床上的杨某的儿子抱起。3人抱起孩子后就赶紧往屋外跑，杨某见自己一周岁的儿子被人抱走，赶紧追出去。一名男子见杨某追出来，拿起木棍朝杨某头上一击，王某也大喊“抢孩子了”，可惜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抢孩子的人，孩子也不见了。

    3人抢了孩子后，将孩子交给姚某。姚某是其中一个男子的情人，她带着孩子坐火车来到福建，并托自己的老乡在福建找买家。没几天老乡就找到了买家，并以25000元的价格成交，姚某分到5000元。

    2010年7月5日，杨某的妹妹在工厂上班，恰好听到姚某说起卖孩子的事，一核对，和侄子的情况完全符合。杨某的妹妹赶紧到余姚派出所报警。2012年5月，姚某被余姚公安局拘留。讯问时，她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，法院最终判姚某犯拐卖儿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一万元。

    网络贩婴利益链曝管理短板

    “这起特大网络贩婴案揭示的黑色利益链，折射出管理的短板，即对网络监控仍不够到位，法制教育仍然存在滞后环节，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惩处力度仍待加强。”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徐宗新在接受《法制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嫌疑人以民间收养组织的名义大肆在网络上发布非法宣传广告，实质上是非法买卖儿童，类似非法信息在网上蔓延，影响十分恶劣。

    徐宗新说，很多人不认为买卖婴儿是犯罪，甚至少数医务人员也加入到贩卖婴儿队伍中。有的婴儿的亲生父母认为，孩子是我生的，我当然有权处理，养不起或不想要了，卖给想收养的家庭，怎么是犯罪？而那些想收养孩子的家庭，对如何依法收养的程序不明确，认为自己花钱收养孩子，是“积德”，是为社会做好事，这种观念加剧了犯罪网络的扩大。

    据了解，2009年以来，公安部启用了“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/失踪儿童信息系统”和“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/失踪儿童DNA数据库”，对破获婴幼儿拐卖案件提供了有力支撑，但是DNA信息通常是在儿童失踪后，对家人进行采集，还无法有力防范婴幼儿拐卖案件的发生。

    徐宗新介绍，根据我国刑法第241条规定，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”，但该条第6款同时规定，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，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，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，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，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，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”。由于有了这一规定，司法实践中因收买被拐卖的儿童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较鲜见。

    “没有需求，就不会有买卖和伤害，拐卖牟利就没有市场。”徐宗新告诉记者，只有从法律上打击贩婴案中买受人的行为，才能从根本上切断非法买卖行为中的买方欲求。惩处不严，打击不力，客观上放任了一部分人通过非法交易的方式获得儿童，也导致难以从源头上治理拐卖儿童犯罪。

来源：法制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