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“民告官”第一案发生在浙江。1988年8月，浙江省苍南县农民包郑照因不满县政府下发的《关于强行拆除包郑照违章房屋的决定》，将县政府告到了法院。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，尽管案件最终以包的败诉告终，但作为“中国民告官第一人”,包郑照站在了中国行政诉讼的起始点上。

    包郑照案后不久，1988年11月，在辽宁中部某县发生一起母子三人状告公安局的案件。这是辽宁第一起“民告官”案件。该县农民阎静波与邻居梁淑艳发生占道纠纷，双方互相撕扯中，阎静波与两个儿子将梁淑艳打伤。县公安局作出决定，对阎静波和一个儿子施以警告，对另一个儿子行政拘留七天，同时，承担梁淑艳的医疗费用和误工损失。

    阎静波母子三人认为公安局认定他们殴打梁淑艳没有事实根据。不久后，请人书写诉状，到县法院起诉公安机关，被受理立案。事后阎静波说：“法院能受理我们的案件，我很高兴，以前谁敢告公安局呢！”

    3个月内，中国一南一北两起“民告官”案的相继发生，反响极大，引发了人们对法治进步的思考和憧憬。而在当时，行政诉讼法尚未出台，并没有专门的法律为老百姓撑腰。

    包郑照、阎静波不会想到，就在他们和政府对簿公堂几个月之后，1989年4月4日，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，并确定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。至此，“民告官”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，也开启了法治的新时代。

    辽宁省法学会宪法行政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志权告诉记者，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之后，中国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迅速提高。行政诉讼“民告官”与民事诉讼不同，它不单纯是一个救济法和诉讼法，更是一部监督法，是人民依据宪法赋予监督权，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一种监督行为。

   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实施至今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，即实施初期、实施的艰难期和发展的成熟期。其中成熟期主要是在2000年以后，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稳步提高，“民告官”的受案范围在扩大，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在放宽。与此同时，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制度，开始学会用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
    中国法学会会员孙长江认为，此次行诉法“大修”,将会破除“民告官”的阻碍，而各地此前一直探索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制度，使得“民告官”机制日臻完善。“民告官”的法律制度和配套体系凸显生命力。

    早在1998年6月，陕西合阳县政府、法院联合下发了一个实施意见，提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；2002年，辽宁省沈阳市政府也发出了《关于建立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的通知》；今年初，辽宁省政府法制办表示，今后辽宁省将严格执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，民告官，政府及政府部门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不低于70%.

    一系列的办法，使得“民告官”官在法庭上难现身的顽疾得到解决。此外，一把手出庭、用简易程序处理行政诉讼案件等措施也陆续在一些地方出台。

    如今，随着行政诉讼法的首次“大修”,国家赔偿法、行政处罚法、行政复议法、行政许可法等规范行政权力行使的法律相继出台或修订，中国行政立法的体系日趋丰富和完善，“民告官”正在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。

    “可以想象的是，在此过程中，中国的法治和社会进步也必将跨入新时代。”孙长江说。

来源：新华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