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者从近日召开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“无锡论坛”上了解到，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文物保护法修订工作，目前已进入课题研究阶段，修订草案将于今年年内拿出。专家预测，新版文物法有望确立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独立的平衡关系，对牺牲文物搞建设行为实现有效制约。

　　文物遭欺负因法律不够硬

　　文物保护法自1982年颁布实施，是我国文物保护领域的第一部法律。2002年，文物保护法经过全面修订，确立了“保护为主，抢救第一，合理利用，加强管理”的文物工作方针。“目前，我国制定发布与文物保护和管理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总数已经超过600项，基本覆盖了文物工作的各个重要方面。”文化部副部长、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说。

　　然而，作为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，近年来，中国一直面临着基本建设过热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。在上周揭晓的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，除3项为学术性主动发掘外，其余7项均为配合建设的“抢救性发掘”。舆论认为，在当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基本建设的争夺战中，“抢”下来的“七大发现”可谓中了幸运奖。

　　历史建筑变脸私人会所，名人故居遭到维修性拆除，千年古遗址在地产开发的浪潮中惨遭碾压……“文物遭欺负”的表象下，是文物法规不健全、可操作性差、文物执法部门力量薄弱等制度性软肋。

　　励小捷介绍，目前文物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，部分领域存在立法空白。比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、流失文物的追索等方面，至今尚未出台相应的法规；与文物法律配套的法规、规章数量仍然偏少，有的层级过低，许多规定还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细则。此外，文物法律法规内容还不完善，影响文物的有效保护和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。励小捷举例说，比如实践中已经比较成熟的文物新类型未列入法律法规范围，现行法律法规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措施还不够细致，文物违法责任与文物保护的严峻形势还不相适应等。

　　文物保护要与建设平衡发展

　　根据2011年12月底公布的中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，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。而在过去的近30年中，共有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，平均每年消失千余处。

　　“1982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，对‘文革’时期破坏文物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拨乱反正。到了2002年，针对新时期基本建设和城乡建设导致的文物大规模流失和破坏，有关部门对文物法进行了首次修订。”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说:“不过，文物法从立法到上一次修法，实际上是‘相对被动’的。”

　　朱兵指出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文物立法基本上也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而开展的，这就决定了文物法长期以来的从属地位。

　　“当今，中共高层已经摆脱了对GDP增速的片面追求，提出了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生态文明建设‘五位一体’的总布局。文化建设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重要一环，与经济建设变成了平衡发展的关系。”朱兵认为，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重修文物法，要打破文物保护对经济建设的被动关系，与之实现“平衡与共存”。

　　专家建议修法加大惩罚力度

　　励小捷指出，修法的原则即开门立法，在修法全过程中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，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；整体规范，突破部门立法的局限，增强法律规定的普遍适用性。

　　专家认为，本次文物法大修，将对原有法条“加钙片、加营养”，提升法律的可操作性，并加大文物问责的惩罚力度。

　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高利红认为，行政强制权受限，是文物部门的苦恼所在。建议将原文物法中“责令改正”的表述具体化、清晰化，并通过司法解释推动其执行力。此外，她还建议将“启动民事赔偿”写入法条，届时，破坏文物行为的赔偿数额可能是天文数字。哪个开发商不会掂量着办事?

　　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杨伟时建议建立文物保护单位的“降级和撤销制度”。不可移动文物遭受严重损毁无法恢复的应予以降级，丧失保护价值的应予以撤销。文物保护单位因人为原因降级和撤销的，应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　　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唐仲明认为，文物法的立法精神是“保护”，但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，更应注重发挥其社会效益。只有处理好“保护好”“利用好”“承传好”的辩证关系，才能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。随着文化遗产概念的不断扩展，工业遗产、乡土建筑、文化景观、文化线路等文化遗产新概念亟须通过法律方式予以确立和认定。

　　据了解，本次文物法修订工作已于2013年下半年展开，国家文物局组织20家单位，对25个问题开展了研究，今年又归纳出12个重点和难题，委托13家单位继续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