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
       岁月汹涌，人生如潮，至幸，能加入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专职律师；时光有添，豪情未减，谨以此文，献给过去、现在及未来的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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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2011年，我18岁，与年龄一同增长的，还有选择的艰难，和一切确定的恐惧。

       即将升入高三时，父母将我从学校里带出来，那时我的成绩下滑明显，按照这个学习状态和名次，理想的大学看起来与我是无缘的。

       太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早早地落下了，只在山尖处留下了一层光晕，而我的校服是刚刚洗过的，凑近闻便能发现。

       那天，我校服上多了很多脚印，我不断的被推倒、拉起，再推倒；上衣的拉链也在一次次的扯开、拉上的过程中坏掉了。二老背着光，我知道，母亲自然是在哭的，但我看不清父亲的表情。

       回首过去，自己早就忘却了读书时的困扰，但我在想，人们常说“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”如果真的能回到过去，我也想见一见，年轻时候的爸爸妈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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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2016年，我23岁。走在这尴尬的年纪，踞蹐不安于青春的十字路口，轻狂与成熟之中摇摆不定，在17条地铁线横纵交错，2170万人口摩肩接踵的北京，我是每一个奋斗的人的缩影。那里风很大，三环的高架桥上，车辆川流不息，这里春秋很短，夏季闷热，冬天干冷，大四，我已确定自己毕业后要成为一名律师。

       为了复习司法考试，我特地寻得校内一个偏僻的教学楼的阶梯教室，说起来，北京的三环，简直就是偏僻的反义词，可形容起我所在的这座教学楼，却并不为过。坐落在三环内的这座教学楼，也就矮矮的三层高，上面爬满了藤蔓，周围人群熙熙攘攘，好不热闹，她却“正襟危坐”，“不苟言笑”，阳光照在上面，斑斑驳驳。躲开了校园的主路，她变成了被遗忘的老者，常有学生拿着书本，焦急又疑惑地到处询问：“你知道电教楼在哪吗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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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研二至研三期间，学校对她进行了翻修，亮白的油漆代替了藤蔓成为她的外衣，她摇身一变成为我当时所在的“文法学院”的办公楼，阶梯教室成为了办公室，我遗憾没有把过去的她留在照片里。

       说来奇怪，经历了这样的考试，印象深刻的并不是“二阶层理论”“对象错误”“复议维持共同告”，而是教室午间的蝉鸣、食堂门口六点半刚出锅的煎饼、雨后篮球场清朗的笑声，甚至是树坑旁那奇形怪状的石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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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2019年，我26岁，研究生毕业后，我离开了北京，告别是经常的，步履是放达的，12月，我加入京都大连大家庭，正式开启我的“升级打怪之路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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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2020年，我27岁，我稍稍习惯了律师工作的特点。如果真的要对律师工作做一个总结，或者以一个“过来人”的角度，去提示、告诫新入行的实习律师应该如何如何，以我目前有限的经验来看，离不开一个“细”字，小到斟酌字句表述，大至案件基本事实抽丝剥茧，都需要律师心细一些，在案件代理过程中，难免出现案件结果令当事人不满意的情况，即便律师已经“丑话说在了前头”，这时，从仲裁员的选定（仲裁程序），到法定期限内提交证据及答辩状、庭后向客户提交庭审报告、向法院提交代理词和质证意见、判前说明、判后说明，只要律师的心细一些，以上材料的留痕都是履职尽责、防范执业风险的具体体现，诚如 “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”所言，不妨让自己慢一些，细一些。

       2020年中旬左右，所内承接了“某厂动迁补偿项目”，前前后后从6月末折腾至年底，这也是我进入京都大连后，除诉讼外，第一次接触大型的专项法律业务（非诉），我全程参与了基本方案的草拟、进厂尽调、方案的汇报、最后法律意见的出具。出具最后一版法律意见前，主任带领着团队在大会议室进行着最后思路的敲定，前辈们已经被反反复复的咨询、报告折腾的心力交瘁，因为主任的信任，前期带着我全程参与了这个项目，所以我对这个业务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便“毛遂自荐”，向主任申请，想要尝试去写一写，以将意见的基本框架构建出来。我父亲常说“站在岸上，学不会游泳”，责任、失败犹如利剑，它在脑海中反复盘旋，在他们落下之前，就是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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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2022年，我29岁。执业以后，工作还是一如既往的忙碌状态，我距离能分享自己的成功之路，可以说还很遥远，我且不过是刚刚入行的小律师，但正所谓“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”，天上太阳正晴，路上风景正好，我完全相信自己能够成为理想的自己！